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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辛亥首义人物中，广为人知的多为揭竿而起，率先向清王朝开火的湖北新军官兵。其实在之前的革命酝酿阶段，一批志士已经默默耕耘数年，为革命思想在新军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就包括著名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创建人之一、基督教牧师胡兰亭。(www.creaders.net专稿)

1865年，胡兰亭（又名齐勛）出生於湖北汉川一个贫苦船工家庭。他不幸幼年丧父，流落汉口街头乞讨。后为基督教伦敦会福音堂所收养，有机会在该会办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在该校中学部毕业后，受到英籍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器重，后者亲自为他施洗，并推荐他到武昌文华书院（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继造。(www.creaders.net专稿)

1882年（光绪八年），胡兰亭被教会保送到上海圣约翰书院（后来的圣约翰大学）攻读神学。1886年毕业后奉派到湖北宜昌传道，不久返回武昌，在母校文华书院任教。1902年调任武昌高家巷圣约瑟教堂牧师、武昌圣公会会长；1914年出任圣公会鄂湘教区会吏总（即主教）。胡兰亭出身清末贫苦下层，目睹外敌入侵，国家积弱，民不聊生，清政府腐败无能。他主张民主共和，国家独立自强，同情劳苦大众，有济世救国的胸怀，这些因素都为他成为辛亥革命志士，奠定了思想基础。

1902年，武昌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在圣公会救主教堂创办书报阅览室“日知会”。这个名字取自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此书原有"明道救世"之意，所以“日知会”的名字也寓意“日求一知，不断进取，开啟民智”。当时他们所购买的书籍与报刊，多是基督教广学会出版的《泰西维新政艺书》及时事报章等，摆放在阅览室中任人阅读。日知会创立后，胡兰亭担任该会司理。不久，黄吉亭被调往长沙开辟新堂，胡兰亭接任日知会会长。他除了订购更多新书、报刊外，还经常举办公开讲座，毫无顾忌地抨击时政，吸引了大批新军官兵和青年知识分子。

1903年间，湖北新军黎元洪部下的书记官刘静庵，常去武昌府街圣救世主教堂“日知会”阅览书报，胡兰亭当时是该堂牧师，两人成为好友。1904年，湖北的第一个革命团体、以新军官兵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科学补习所”，成立不到半年，便遭清廷破坏。刘静庵被迫离开新军，被胡兰亭聘为日知会阅览室司理（即主任管理员），还介绍刘担任文华书院神学系汉文教习。他们从国外、上海等地购买进步书刊《猛回头》、《黄帝魂》、《湖北学生界》、《革命军》、《孙逸仙》、《警示钟》等，展开革命宣传，为革命党人提供集会场所。(www.creaders.net专稿)

刘静庵向胡兰亭建议，以日知会为掩护，推动反清革命活动。胡兰亭慨然赞同，表示愿“共为其难”。刘静庵见胡兰亭如此至诚慷慨，十分感动，喜极而泣。二人随即和曹亚伯共同策划，确定把日知会改组为反清革命团体，制定《会章》，起草《宣言》，计划推翻满清帝制。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2月，正式召开日知会成立大会，到会人员达200余人（另说100余人）。胡兰亭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基督教高级神职人员，就此走上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革命不归路。在他和刘静庵等志士共同努力下，武昌日知会从一个宣传新知识、新思想的教会小团体，转变为在教会外衣掩护下，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为目标的革命团体。当时有人为胡兰亭担心，但他“一笑置之”。时人形容胡兰亭“有新思想，果敢有为，凡百事得其辅助”，所以“日知会工作推行极为顺利”。胡兰亭和圣公会另外两位牧师黄吉亭、刘藩候一起，藉助在基督教会的身份地位，和刘静庵相互配合，全力以赴发展日知会，很快把原科学补习社的新军官兵和青年学生，还有新闻工作者和基督教会人士纳入日知会。

胡兰亭不仅负责对外应付清廷官府的压力，还利用布道的机会，巧妙地宣传革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日知会的活动。他组织学生宣传队“救世军”，公开鼓吹团结救国，抨击清廷腐败。胡兰亭和余日章等上街演讲，还出动文华中学军乐队作先导。由胡兰亭、余日章共同谱曲，文华书院张纯一教授作词的《军歌》当时风靡武汉三镇。歌词大意是：“愿同胞，团结固，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志气多，怎能够，坐视失山河。同胞们，要团结，浩气来救国。操好操，操好操，来救国……。

日知会的活动，在辛亥武昌首义前，为酝酿革命起到了思想宣传和人员培养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和胡兰亭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在辛亥武昌起义的新军将士中，许多人是原日知会的会员。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发动起义的孙武、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等。参加日知会的，还有新军军官钱葆青、罗子清等；士兵熊秉坤、彭楚藩、蔡济民、贺公侠等不少人。 (www.creaders.net专稿)

许多独立的革命团体，如熊十力领导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等，纷纷加入日知会。武昌新军各军营和学校，均派有本单位日知会会员作联络代表。日知会还发展到湖北省许多县城，以及江苏、安徽、辽宁等省的省城，在日本东京也展开了活动。随着胡兰亭、曹亚伯、范腾霄等日知会会员，后来先后在东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两会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

1906年5月，在日本的孙中山委托法国革命党人欧几罗（Oxil），专程从日本赴武昌，在日知会所在地的圣约瑟教堂操场，发表演说鼓吹革命。当时国内的华兴会已败散，光复会重点又在海外，所以他在演说中，称赞“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的革命团体”。

1904年11月，黄兴策划的长沙华兴会起义失败，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胡兰亭亲自赶赴长沙，与圣公会牧师黄吉亭、曹亚伯等人共商营救黄兴的办法。为使黄兴安全转移，胡兰亭将黄兴的鬍鬚剃掉，黄吉亭和黄兴一起乔装成海关人员，当天晚上安全离城，登上日本“沅江丸”号轮船。黄吉亭一路陪伴黄兴到汉口，最后把他送上驶往上海的“江亨”轮，逃出清廷魔掌。

1906年3月，清廷加紧镇压革命，日知会遭到打击。由于形势紧迫，教会派遣胡兰亭到日本留学避难。他在日本先后入崇文书院，帝国大学学习，还在当地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最早的英文学校任教。他参加了同盟会，和孙中山、黄兴等许多革命党人过从甚密。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时，与胡兰亭等10多个亲密党人合影留念。

1906年10月，日知会密谋策动江西萍乡、湖南醴陵的革命志士，联合会党举行起义。但因有人告密，起义事败流產。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即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在胡兰亭夫人安排下，刘静庵从武昌逃到黄陂胡兰亭大姐家中躲藏。但最后刘静庵等九名日知会骨干相继被捕，这就是当时当时轰动全国的“丙午日知会谋反案”。

刘静庵等人被捕时，胡兰亭和黄吉亭等人也被列入清廷第二批逮捕的黑名单。但当时胡兰亭已在日本，逃过一劫。1909年，丙午案审结，刘静庵身受重刑，坚贞不屈，最后从死刑改判终身监禁。同年胡兰亭回国，设法营救不果，常以传道劝化为由，到监狱中探望刘静庵和其他志士。胡兰亭撰写《狱中信徒》一书，利用从日本带回的照相机，拍摄监狱里饱受虐待的革命志士，将照片公诸於世。1911年6月，刘静庵因身体摧残过甚而病死狱中。胡兰亭为好友料理丧事，赡养刘的母亲，并将刘静庵的言行整理成《刘静庵》一书，铅印出版发行。

辛亥革命成功后，立下首义功勋的日知会人员，“显贵者其多如鯽”，但胡兰亭淡泊权位，仍然潜心布道，致力社会慈善事业。孙中山曾邀他出任政府官员，他婉言谢绝。孙中山后来手书“博爱”横匾相赠，表彰他对辛亥首义的贡献。

1936年4月19日，胡兰亭因脑溢血逝世，享年71岁。日知会会员、辛亥首义党人张难先等送殡，敬奉“吾党长城”直轴一幅，并题挽词说：“其时……兰亭先生主持圣公会教务，即本大无畏之精神与刘公静庵，就日知会为机关，作大规模之运动，军学界加入本党者以数千计。吾鄂辛亥革命，实立基於是，因题此以挽之”。

1938年，张难先等人在武昌日知会故址竖立一座纪念碑，碑文中有“故日知会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之说，强调了日知会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张难先后来评价说：“武昌光復，党人多颂胡兰亭、刘静庵两先生功”。胡兰亭作为日知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和爱国的基督教领袖，是当之无愧推翻满清，缔造民国的革命先驱。他的贡献已永远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