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贊美詩（The Chorale） 17世紀的德國歷經卅年戰爭的苦難（1618-1648），導致當代聖詩從以神為寫作對象變為描寫和抒發作者或歌者自身的情感。這時期的聖詩從客觀轉向主觀，重悔改、認罪和救恩。繼路德之後的偉大德文聖詩作家，人稱「德詩王子」的格爾哈特(Paul Gerhardt，1607-1676)，就親歷戰爭苦難、喪妻之痛和子女夭折，一生坎坷的經歷使他寫作兩千余首聖詩，尤以他與Johann Crüger(1598-1662)及Johann George Ebeling(1637-1676)兩位音樂家的合作，佳作不斷。 18世紀不可不提的便是受路德影響至深的「聖樂之父」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巴哈一生清苦卻虔誠敬畏神，他認真研讀聖經並表達在他的作品中，一生共創作四百余首和聲化的聖詩。此外，他創作的聖詩前奏曲、聖詩幻想曲、聖詩變奏曲、聖詩賦格曲等，皆以聖詩為主題。在他的清唱劇中，總是以聖詩作為套曲結尾的總結性合唱曲，可見聖詩在巴哈的音樂中極為重要。 這時期另一重要的德國聖詩派是莫拉維亞聖詩(Moravian Hymnody)。莫拉維亞早於1501年就出版聖詩集，這些聖詩兼具波希米亞和德國路德宗的詩歌風格，強調熱心事奉、感恩、喜樂的心靈和赤子的信心。而於1531年編纂的德文聖詩，盛行於16-17兩個世紀。1722年親岑多夫（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und Pottendorf，1700-1760）收納莫拉維亞弟兄到他的莊園避難，有了安定的生活致使他們更熱心廣傳福音。由於親岑多夫也是一名詩人，他給莫拉維亞寫了兩千余首聖詩，他鼓勵信徒背頌聖詩，希望他們能體會詩人所經歷的信仰。1735年，莫拉維亞才再出版詩集Das Gesangbuch Gemene。歷經3個世紀的宗教迫害，使莫拉維亞聖詩獨具振奮靈性和脫離罪惡的信息。 到了19世紀，德國的聖詩逐漸受理性主義影響，強調信仰的客觀性，有別於之前敬虔主義時期的主觀性信仰特色。此外，也努力研究和恢復路德新教的聖詩傳統，大量德詩被翻譯成英文。這時期的聖詩代表人物有Julius August Philipp Spitta(1841-1894)，Jonathan Friedrich Bahnmaier（1774-1841）和貢獻最大的Felix Mendelssohn（1809-1847），他不但創作聖詩，也改編聖詩和為聖詩譜寫和聲。 （二）韻文詩篇（The Metrical Psalm） 第二位最有影響力的宗教改革家，是創立長老宗，以法國和瑞士為其根據地的法國人-加爾文（John Calvin,1509-1564）。他的改革觀念是徹底的改變，舉凡崇拜儀式、教堂裝飾和音樂均有所規限。當時的聖詩分為聖詩派和韻文詩篇派(Metrical Psalm)，加爾文提倡以詩篇和聖經中的頌歌作為會眾敬拜詩歌。他極力反對天主教的經文歌，主張廢除希臘和拉丁聖詩。他同意路德所言：「音樂是上帝賜給人最好的禮物，是用來贊美上帝的」，但擔心過度重視音樂容易喧賓奪主，使人遠離聖經。他認為音樂是為人民的，所以必須簡單；音樂是屬上帝的，所以必須樸素。而達到此目標的最佳方式就是齊唱、一拍一字、沒有伴奏地吟唱聖詩。 基於詩篇沒有格律及詩韻，加爾文因此請來法國宮廷詩人Clement Marot (1497-1544)，將詩篇譯為富格律的法文韻文詩，以配合國家文字的格律。經過1539-1543年間的努力，Marot完成了50首，卻不幸的於1544年去世。Theodore Beza (1519-1605) 接手翻譯，分別於1551、1554和1562年共出三版Genevan Psalter，共125個曲調，其中有70首由 Louis Bourgeois (1510-1561) 作曲。他收集了德、法的世俗音樂、貴格利素歌及自己創作的旋律，為這些韻文詩譜上簡單的調子，曲風充滿了舞曲的節奏；由於異於傳統聖樂而引起人們的喜好。三年後Claude Goudimel (1514/1520-1572）譜上和聲使之廣為流行；此詩集在早期長老宗占據重要地位，奠定新教聖樂的典範；後來被譯成歐洲多國語文，成為歐陸、英國、蘇格蘭和美國各地格律化詩篇的典型。 加爾文的主張導致長老宗於改教後的兩百年內，在聖詩的創作上缺席。一直到18世紀長老宗才開始編輯聖詩：1898年出版Church Hymnary，1927年再授權由全世界八個長老增訂重編。1927年James Moffatt（1870–1944）和Millar Patrick編寫聖詩手冊 Handbook to the Church Hymnary，是一部聖詩學很重要的參考書，使長老會在聖詩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英國教會在宗教改革的影響下，也仿效加爾文將詩篇譯成英文韻文詩。第一位將詩篇譯成英文的是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和繼位的愛德華六世(Edward VI 1537-1553) 的侍從官Thomas Sternhold（1500-1549）。他於1547和1549年出版了37首韻律詩篇後便去逝，John Hopkins（-1570）接手後於1551年將之完成，名為The Sternhold and Hopkins Psalter。愛德華六世在位僅6年便去世，繼位的瑪麗一世（Mary I，1516-1558）是天主教徒，上任後大肆迫害基督徒，因燒死三百位基督徒而被稱為血腥瑪麗(Bloody Mary)。大批基督徒因此逃亡到法國和瑞士，因受當地韻文詩篇影響，編印了英文版的日內瓦詩篇Anglo-Geneva Psalter。其中多半出自The Sternhold and Hopkins Psalter版本，William Whittingham（1524-1579）參與七首的翻譯。1558年增至62篇，1561年再增至87篇，增加的部份是由William Kethe（-1594）所譯。他們在瑪麗一世死後將韻律詩篇帶回英國，於1562年再出版 The Whole Book of Psalms。這時期其它在出版或寫作韻文詩篇獻出心力的還有Matthew Parker (1504-1575) ，Thomas Tallis（1505-1585），John Pullain（1517-1665），John Day（1522-1584），William Damon（1540-1591），Thomas Este（1566-1609），Thomas Ravenscroft（1582、1591-1635），Nahum Tate (1652-1715) ，Nicholas Brady (1659-1736) 和William Croft（1678-1727）等。 另一邊廂的蘇格蘭，由於在宗教改革時，受日內瓦的長老會影響，在1564年出版The Scottish Psalter；由曾在德國和瑞士流亡和建立教會的蘇格蘭新領袖John Knox（1510-1572）回國以後出版。大部份取材自Genevan Psalter，The Sternhold and Hopkins Psalter和新譯詩篇。1615年的改版加入了12首「共用調」 (Common Tunes) ，即一調多用（不同詩篇）之意；1635年Edward Miller(1731-1807)再增加至31首，並全部配上四部和聲。1650年版則結合Genevan Psalter和蘇格蘭人Robert Kylpont（1524-1606）及John Craig（1663-1731）的譯詩而成。1973年以後，韻文詩篇便不再單獨出版了，因19世紀末，聖詩開始在蘇格蘭出現，教會自此將韻文詩篇和聖詩融合在一起。 美國的韻文詩篇則是16世紀從法國、英國和荷蘭過去的新移民帶過去的。一直到1640年，他們終於自編一本The Bay Psalm Book，風行了整個世紀。18世紀，美國從唱詩篇跨度到唱聖詩，尤以Isaac Watts（1674-1748) 的The Psalms of David Imitated （1729）和 Charles Wesley的 Charlestown Collection （1737）頗為廣傳。到了19世紀，Watts-Joel Barlow（1755-1812），Timothy Dwight（1752-1817）和Samuel Austin Worcester (1798-1859)，分別於1785，1801和1815年編訂新的美國詩集。20世紀出版的Bible Songs(1930年初版/1975再版)以美國原創曲調和福音詩歌的結構占大部分。The Book of Psalms for Singing（1973年初版/1975再版）則以美國原創曲調為主的同時，亦大量調用歐陸傳統詩篇韻文，如：DUNDEE，CRIMOND，ST. ANNE，TALLIS’S ORDINAL等。接續下來的世紀，韻文詩篇亦逐漸讓路給創作聖詩。 下一期，我們將從「英國聖詩之父」Isaac Watts（1674-1748)，一位由韻文詩篇轉到近代聖詩的過渡人物，看他如何將基督教聖詩帶至另一新的階段。我們也將從「基督教聖詩巨匠」Charles Wesley（1707-1788）的詩歌，了解為何他的詩歌是當時教會復興中最鋒利的兵器之一。之後，我們也會發現，美國的聖詩雖然起步較遲，卻後來居上，發展迅速，產生了大量的、多元的聖詩，對聖詩的普及化貢獻良多。（下回待續） |
